抄录《老虎桥杂诗》

备注：
1.一月廿三日书出版于《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着录于《郑子瑜墨缘录》P264，作家出版社，1993年；《郑子瑜传稿》P134，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附实寄封。

提要：1934年，周作人作《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二首，是他写作杂诗的开头，由林语堂发表在《人间世》半月刊上，当时有诸多名人如刘半农、钱玄同、蔡元培等都作有和诗，同时也受到上海左翼作家的指责。1945年，周作人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感到“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把打油诗易名为“杂诗”，开始大量写杂诗。《老虎桥杂诗》大多是反思生平，表白心境之作，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的心绪变化。在狱中和解放以后周作人陆续把诗稿誊抄出来赠送友人。
而到了五十年代，应郑子瑜的要求，周作人将杂诗陆续寄去，以求出版。周作人还提到自己一个疑问“近见友人持有誊写本《人境庐诗》，乃系新加坡赖伯陶所为，又有附录王仲厚着《黄公度诗草外遗着佚闻》，在南天似不少关心《人境庐》者，不知先生知其人否？”并且提到自己藏有一本“《人境庐初稿》，有集外诗数十首，惜藏书为国民党劫去，遂不可考矣。”而后来随着吴小如的来信，知这边手抄本藏在北大图书馆，由吴小如辑录出来，出版在《人境庐集外诗辑》一书中。

君子相交 文人同气
—郑子瑜旧藏周作人手札概述

在与周作人晚年通信的人中，香港的曹聚仁、鲍耀明，以及新加坡的郑子瑜无疑是最重要的三个人。其中，与曹聚仁的《周曹通信集》由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出版，与鲍耀明的《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由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1972年出版、《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而周作人致郑子瑜的信札，之前很少被注意，既没有出版过，更没有被学界引用研究过。
郑子瑜(1916-2008)，福建漳州人，清代诗人郑开禧的后裔，于1939年迁居至新加坡。与郁达夫、周作人、丰子恺多有来往。郑子瑜早年在厦门拜见过郁达夫，之后陆续撰写《谈郁达夫的南游诗》、《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等文章，还编辑出版《达夫诗词集》，被学术界誉为“研究郁达夫诗词的第一人”。郑子瑜1964年被聘为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研究员教授，期间开讲修辞学，并在讲稿基础上写成《中国修辞学的变迁》，继而成为一位修辞学史学科的开山者。1978年任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修辞学研究”教授。1984年，郑子瑜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6年，郑子瑜受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1987年，郑子瑜受聘为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修辞学研究教授。著有《郑子瑜选集》、《郑子瑜诗文集》、《鲁迅诗话》、《古书辨惑》、《剪春集》、《瀛洲旧梦》、《日本的汉学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稿》，编有《人境庐丛考》、《达夫诗词集》。
1936年，郑、周同在《逸径》文史半月刊上写稿，因彼此都嗜好黄遵宪《入境庐诗》成为俩人最初结交的动因。之后，因日本侵华，郑子瑜南渡谋生，两人交往告一段落。50年代，两人又因黄遵宪结缘，周作人把俞平伯、吴小如，以及日本汉学界名人实藤惠秀、吉川幸次郎介绍给郑子瑜。郑子瑜能在日本汉学界施展拳脚，除他自己对学术的卓著贡献外，周作人的介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晚年的周作人一直关注“黄遵宪研究”，对郑子瑜的黄学事业也多为关心，经常帮其搜集寄去有关黄遵宪的资料。
1964年至1965年，郑子瑜在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时，曾编纂《周作人年谱》，为写作时间最早的《周作人年谱》，开启了一个历史先河。在编纂《年谱》时，郑子瑜请周作人自写幼年及八年抗战时情况，周作人寄去《知堂童年谱大要》、《知堂解放后著译书目》，并于1975年1月香港《南北极》登载，为周作人生平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材料。
郑子瑜经常向周作人寄去国内短缺的物资。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1960年9月1日，中央公布了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临时特供证的规定，因此当时油、糖很不易得，郑子瑜每月给周作人寄去方糖，使周作人感谢不已。郑子瑜还给周作人寄去一块手表，周作人写信回覆说：“国内手表奇缺，欲买者须先登记，尚属遥遥无期，若不在机关办事者欲登记而不可得，至欲买一西国之表自更属难得矣”，可见他的欣喜之情。
杂诗的创作是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创作，1934年，周作人作《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二首，是他写作杂诗的开头，由林语堂发表在《人间世》半月刊上，当时有诸多名人如刘半农、钱玄同、蔡元培等都作有和诗，同时也招来许多的批评攻击。之后1944年作《苦茶庵打油诗》二十四首及《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二十首，又有《老虎桥杂诗补遗》十三首；1947年在南京作《往昔》三十首，及《丙戌丁亥杂诗》三十首；1948年作《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及《题画五言绝句》五十九首。1958年至1961年之间，在郑子瑜的热情要求下，周作人前后将《老虎桥杂诗》等旧体诗寄给郑子瑜欲合成一辑，托他代为出版，后因种种机缘一直未能问世。郑子瑜为此努力奔波，前后努力三十年，又经上海陈子善奔走，终于在1986年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而这批信札便是涉及杂诗的整理与出版，因此可以说是周作人晚年杂诗创作最重要的资料佐证。
20世纪的新加坡，由于远离战乱而保存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如丰子恺《护生画集》全六集就保存在广洽法师处。郑子瑜与周作人通信，时间自1957年至1966年，难得的是这些信札的信封也都保留了下来，可以借此判定信件的写作年份。两人通信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不仅涵盖面广，而且内容详实，其中提到的关于《知堂回想录》的写作与出版的资料更属难得。这些内容都是他们密切交往的记录和历史见证，更是研究周作人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极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