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袁克文题跋。

强其骨---金石家书画专场
清代中期，金石学的发展受乾嘉学派影响，在继宋代之后又一次步入鼎盛期。朝廷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以清初顾炎武等为尊的学者，则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很高的学术地位。这一时期，历代金石文物大量出土，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些文物和古代文字的搜集、研究和著述。金石学随着清儒重视古经典训释考订之风而发展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不仅推动了书法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对绘画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文人画家的身份从此有了新的涵义。在这样一个学术昌盛的时代，从笃古博雅的学风中脱颖而出的，便是“金石书画家”这样一个更具学者特色的艺术家群体。

纵观整个清代，历时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谓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以来，帖学的发展至乾隆时期曾一度达到顶峰，出现了一大批取法帖学的大家。然而随着金石学的兴盛，继邓石如开创碑学之宗后，碑学书派则迅速繁荣。这一时期，不断出土的汉、魏、南北朝时期的碑刻，除了具有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当时的书法创作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及灵感源泉，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当时书法家们的视野；在朴学学风中发展成长的金石学及考据学，让人们重新发掘出秦汉、北朝书法文字的艺术价值，文字学上的研究成果为书法艺术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从而形成了清代书法发展的新格局。

而这一时期的篆刻艺术发展也同样日益兴盛，且其所覆盖的地域也甚为广泛。艺术表现形式上则更是流派纷呈，先后出现了歙派、浙派、邓派、赵派、黟山派和吴派。尽显争奇斗妍的繁荣气象。篆刻艺术的发展亦为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书法家们多善刻石弄翰，并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于书法创作中，便使书法富有了金石气息，从而促成了书法美学观念的变革。而由于文人画“以书入画”的传统，随后此美学观念又扩展到了绘画领域之中。绘画领域中的“金石入画”，即在绘画中施以书法用笔及金石篆刻之趣味，使得整体画风雄强古拙，笔墨厚重。

乾隆年间，丁敬于钱塘开创“浙江印派”，成为印坛主流，一改徽派统治印坛近一百五十年的局面。浙派的兴起使得杭州也成为印学活动的中心地带，且其影响辐射亦远不限于浙江一隅。“西泠八家”作为浙派的代表，虽以篆刻而闻名于世，但其综合素养极高，故在书法、绘画、诗文各方面均有不凡造诣。受其篆刻影响，八家在书法上尤善篆隶，并强调书法的金石之气。山水画题材则以隐逸为主，寄情于诗画，淡逸古雅，清静淡泊；用笔干枯浑厚，带有金石气息。八家多为江南布衣或小官吏，其感时伤怀之诗文及情怀亦受其身世背景及眼界所影响，生动展现了这一时期普通文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而八家在印学、金石学及诗文书画上的艺术素养与成就，则成为一代文人士子的理想典范，更为乾嘉金石书画家群体的重要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邓石如作为一位开拓者，在一度盛行的浙派之外，开创了独一无二的“邓派”印风，对清代中后期的印坛影响极深。邓石如早期师法徽派，后将篆书融汇于篆刻之中，以小篆入印，后又参以石鼓文、汉碑篆额等笔意，开创了将书法用笔运用于篆刻的先河。与此同时，他又将汉印之笔融入书法之中，使其篆书含有隶书的体势。故魏稼孙评论其书法篆刻：“书由印出，印由书出”。

清代中后期的书法篆刻家大都深受邓石如影响，而其中最传邓氏衣钵的便是吴让之。吴让之最主要的成就在于篆刻—少时追摹秦汉印作，之后师法邓石如，深得其精髓。其篆刻不仅自成风貌，并且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邓派印风。以至后来许多学邓派印者，均从学习吴让之的篆刻入手。论书，吴让之工四体书，其篆隶功力极深，尤擅小篆，书风遒劲流美。
此外，赵之谦作为清末“金石画风”之先驱、大写意花鸟画之开山，对清末乃至近现代金石书画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赵之谦虽师法邓石如，但能化人为己用而自成面目，不拘泥于邓石如之法度；同时汲取诸碑之长，注重领悟笔意及精神气骨，并擅于将其书法、绘画、篆刻等引发的意趣相互渗透融合。其篆书不刻求工整，而是力求字体笔划的弯曲变化，姿态生动，富有“画意”，具有“结构之美”；而隶书则在其于京临习大量汉碑之后逐渐摆脱邓石如的影响而自成风貌，运笔以侧锋为主，兼用中锋，雄放凝练，沉稳老辣。

在吴让之与赵之谦之外另辟面目的清末书法篆刻家还有徐三庚。徐三庚精于金石文字，刻印由浙派入手，力追秦汉，同时亦兼具浙派与皖派之法。于书法上则善篆隶，将金石与书法融会贯通，然而虽然其一生治印颇丰，书法作品却存世甚少，由此极为珍贵。

金石画派的出现为晚清画坛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金石派花鸟画中的“金石气”改变了中国传统写意画的审美模式，而吴昌硕作为从清末进入民国的最后一位大师，在民国画坛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吴昌硕在篆刻上借鉴秦、汉玺印，以碑刻文字入印，由浙派入手并兼合浙皖两派诸家之长。同时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吴昌硕在绘画上最大的特点是“直从书法演画法”—以《石鼓》、《散盘》之篆法入画并有时参用张旭、怀素的狂草书法，使大写意花卉别开生面。吴昌硕门生弟子众多、流派绵长，如果说赵之谦为金石书法入画开启导先路，那么吴昌硕便为集大成者，使其成为一股群体性的绘画风格。

吴昌硕一生追随者甚多，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齐白石。齐白石于1919年定居北京，为了迎合北京市场，便在师友陈师曾的鼓励下进行“衰年变法”——逐步放弃八大山人的冷逸画风而改学吴昌硕，将其雄浑艳丽、富有金石气息的大写意风格融入到自己的绘画中，将传统大写意画格由以往的阳春白雪变为了令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性艺术。齐白石作为继吴昌硕之后的又一位大写意花鸟大师，论其艺术成就和影响，与吴昌硕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社会影响可谓古今罕有。

吴昌硕对清末民初画坛影响之深，使得金石画派在近代以来占据了画坛的绝对主导地位，金石入画以及对吴氏画风的追求与临仿成为一种风尚，乃至正统。同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亦受吴昌硕影响，得其鼓励，专工小篆与金文。并著有《说文部首》字帖及《说文作篆通假》等，其中《说文部首》作为其经典代表作，一经行世便成为诸多习篆者的临摹范本，广为流传，为时人所称赞。

从清中期碑派书风兴起，直至清晚期碑学书法之笔墨被引入绘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在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金石书画的发展与创新并不依靠引进西洋艺术思想及技法，而是从自身民族文化中引发变革，从自身民族艺术传统中崛起而走向繁荣，这在当时东西方思潮相互碰撞的大环境中是极为珍贵的。金石画派的大写意花鸟画集文人画之大成，亦是对传统文人画的重新诠释，将传统文人画中平淡文雅的审美气质转化为浑厚博大、刚健生辣的风范。金石书画家们为近现代中国艺术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亦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书画同源”的这一理论上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