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究的内容亦或形式千万，以印章为例，一个印钮风格、一个边款、一个印文，都可钻研，可延伸，这才是文化。而对于收藏来说，以文化为导向，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收藏体系，不论审美或材质价值如何随大环境改变，至少在收藏回报上，不会一无所获。众所周知，杨玉璇的印章，真品极少，且十之八九都是单钮创作，而三钮工的印章，国内尚属首次。该印章刻有三古兽钮，印台三面跋文，分别为隶、楷、行书写字体，各具特色，所余一面，刻有“玉琁”行草款识。首先，从材质而言，该印章为寿山牛角冻石，色泽沉稳醇厚，包浆自然古朴，确为旧坑上品。其次，从雕工入手，非大家不可为之，其采用圆雕技法，兽钮魏巍古风气韵，精细而比例不失协调，可谓是生动玲珑。但见大兽后肢蹲坐，前爪直立，面目肃穆神情静立，体态舒展孔武有力，两幼螭俯身趴卧其上，遥相对视，于眼神的交流上刻琢极为传神，细节处理亦一丝不苟，毛发细密有若游丝，用刀之精准娴熟令人惊叹。

其实，在古兽的雕刻上，杨玉璇的出色在于对物形与动态的把握。姿势动作自然生动，以最简洁的线条造型，细节处多勾勒出一些纹饰，精微绝妙，动物的毛发也多呈现出一种工笔画式的规整，精巧。

此外，从印钮古兽的眉毛、腿部、背部毛发等细节的刻画，亦是契合杨玉璇作品的细节修饰。同时，从印钮的磨光来看，应当是采用木贼草、芦蒿或骨胶等传统的打磨方式，才使得作品更加圆润，富有宝光。


有一点颇值得注意的是，杨玉璇的古兽作品极为讲究形神兼备，且古兽虽细腻写实，但繁琐的刀法折射出一种宠物般被驯服的精神状态，静立，肃穆。失去了猛兽原有的野性和雄风掠宇，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牺牲内涵的情感表露。

再论款识，印台处所署“玉琁”行草款，用笔结体遒劲流畅，绝无滞重、生涩之感。将之与目前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及私人收藏，且收藏界公认的十数件杨玉璇典型作品的署款进行仔细比对，可发现用笔结体完全吻合、如出一辙，此为后仿者所不能及也。

许均，字叔调，号雪村，福建侯官人，遇子，友孙，许鼎之弟。生卒年均不详，约清世宗雍正四年前后在世。康熙五十七年（1718）举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吏部主事。性严正，勇于任事。擢礼部郎中。均工诗善书画。著有《玉琴书屋诗钞》，《清史列传》传于世。闽中以诗世家者，皆称“许氏”。《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第936页。

谢道承(1691-1741年)，字又绍、古梅，别署种芋山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选庶吉士。雍正元年(1723年)，授翰林院编修。雍正三年(1725年)辞官还乡。与里中名士陈星斋、黄任等人在法海寺结社，作诗唱和。

雍正六年(1728年)，续修《福建通志》，任总纂，设志局于法海寺，历时九载，于乾隆二年(1737年)成书，共78卷，分36类，是清代第二部福建省志，世称《乾隆志》。记载翔实，内容较《康熙志》多十分之三，特别是海岛一门，记载琉球、苏禄(今属菲律宾)与中国交往情况颇详；艺文志也搜罗许多少见的诗文。

道承工诗，学白居易，多写实之作，诗句通俗易懂，所作《南台折枝词》10首、《洪塘折枝词》7首，皆脍炙人口。善书法，以褚体见长。乾隆三年(1738年)，入京授太子中允、侍读、国子监祭酒。居监内，讲正学，斥浮华，太学风气为之一变。后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诸生挽留，遂仍兼国子监祭酒。卒于任上，归葬福州西北平潭山。有《二梅亭集》、《小兰陔诗集》8卷、《砚史》、《汉魏碑刻纪存》1卷传世。

余甸，字田生，初名祖训，字仲敏。福建福清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出生，南平籍人，移居福州南台钓龙台畔。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巡抚张伯行开创鳌峰书院，延聘余甸前往主持。历官四川江津县，雍正二年闰四月任山东按察使，十一月被召回，敢于触怒年羹尧，“直声满天下”。官至顺天府丞。

雍正壬子十年，山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送礼簿事发，被指称收银二千余两，与黄炳、博尔多同判绞监候，遂夺官。晚年字修吾，号芳初，曾因写对联出事下狱，不久病逝。著有《千卷楼集》。

其次，杨玉璇、谢道承、许均都为福建人，且很长一段时间乡居于福州，而余甸也是。另外，这几个人都是同一时期的福建人，且居住的地点相距不过数百米，这点很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黄任、余甸、许均、谢道承，四人都是非常喜欢砚台，在清三代乃至中国砚台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再来说一下，前文提到的谢道承设志局于”法海寺“，其位于福州罗山，格致中学旁。而余甸曾主持鳌峰书院，鳌峰书院的地址如今为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也在格致中学旁，百度一下，你会发现，这两个的地理位置都是福州三坊七巷附近。而许均、黄任等也都是居住于三坊七巷。而余甸为官起起落落，一度免职返乡，而杨玉璇也曾长时间客居福州“王庄”为“秀工”，也就是说从时间上、空间上、情感上，许均、谢道承、余甸，包括杨玉璇都是会经常文人雅集，诗歌唱和的。

当然，这几人在北京携手合作的概率也是极大的。毕竟，许均曾为翰林院庶吉士，谢道承为翰林院编修，余甸为京兆尹，又有诸多共同亲友如林佶、黄任等，而且杨玉璇后来也入宫供职于造办处。

林佶、杨玉璇等也铭文或雕刻了不少的寿山石印章，流传于世。因此从黄任、林佶等人对于寿山石的推崇，我们也可以得知，在清初期，寿山石已经是秀色可餐。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方印章，为我们掀开了清初期，福建文人相知相和相惜的回忆，极度具有历史、文物、艺术、文献意义，也为我们日后对于杨玉璇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