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
玉
来源：购于唐山古董商

赏析
这枚印章印面阳刻九叠篆“灌顶国师之印”，为册封“国师”印文的标准形式。《明史·舆服志·百官印信》记载，明代官印文字不同于元代多用八思巴文，而规定文渊阁用玉箸篆，武将用柳叶篆，监察御史用八叠篆，其余官员用九叠篆—“每字篆叠皆九画，此正干元用九之意”，所以印史专家张金梁曾说：“九叠篆几乎成了是明代官印的别称”，“私人不再用叠篆制印”，因此这枚印章为明代赐给某位高僧的官印。从材质来说，明代规定官方机构人员标准印章须按等级用玉印、金印、鎏金银印、银印、铜印配置，玉为最高等级之选。至于印的主人到底是哪一位灌顶国师，却难以从这件藏品上得到更多信息。史料中明代最早使用“国师”给予册封的，是在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加封国师沙加为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禅师班卓儿藏卜为清心戒行国师，锁南藏卜为弘慈广善国师，俱赐诰命”。根据藏学家王森先生的统计，明一代大约有二三十人受封灌顶国师，集中于明中前期。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迫于前朝溺佛导致的僧团混乱，处罚了大量在京的藏僧，下诏宣布自正德元年以后转升的法王、国师等一并革除，至此明代兴佛乃止，所以此类印章年代大多为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中叶这百年间所造。
李威先生所藏这枚明代灌顶国师印，小巧可爱，经过岁月洗礼不失高贵气质，磨砺之后更显稚拙雅趣，持之示友，闲谈古今典故，真可称是一桩快事。
刘锴

慧眼禅心宝自珍
—记李威先生的喜玛拉雅艺术收藏
西藏书画艺术研究院喜玛拉雅艺术中心主任 刘锴
我与李威先生由喜玛拉雅艺术收藏相识数年，可算是老友。由于他演艺繁忙难得闲暇，一般也仅能在拍卖季节短暂晤面；但每逢收到新藏品，他总会开心的致电分享，常常乐不可支，赤诚之情如同一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

李威先生的藏品选择，罕以热门和升值等流俗指标为考虑，总是回归收藏的本质，使其能坚持初心不移。他的选藏，往往不仅有着纯真的趣味，还独具慧眼，件件值得玩味，充分体现了收藏的乐趣。这次重要专场，李威先生割爱释出不少精品收藏，金铜重器之余，另有数件极有特色的藏品，总为杂项一部，特予记之。

这一组藏品中，特别亮眼的是三张唐卡作品。尺幅最小的一张，是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明代阿閦佛坛城。这张唐卡是典型的十五世纪左右西藏受尼泊尔影响的绘画作品，以红绿基调为主，构图如棋盘，色块分明，周围尊像与人物背光呈拱门形状。这种风格发端于尼泊尔加德满都河谷地带，也有称其为巴日风格（Balri Style），尼泊尔工匠由芒域故道将其精美的造像和绘画工艺带到了西藏。判断这件作品已经含有西藏本土特色的依据是周围尤其下方尊像已经突破硬性的棋盘格横纵布局，依据主次大小参差安放，正是这一时期节点性的变化。此坛城是中古时期极为流行的事续部阿閦佛九尊坛城，正中端坐着代表大圆镜智的深蓝色身阿閦如来金刚不动佛，身披璎珞呈现报身式样，周围八瓣莲花各有一位一面二臂的天女，按照经典所述分别代表八吉祥瑞相。从图像来看，这个坛城的传承仪轨直接来源于阿底峡尊者的译本，唐卡中出现的阿底峡尊者常见护法白、蓝色不动明王二尊也可印证这一点。坛城上方一列上师表示法源关系，最左侧二位显然是此续部文本所述的释迦牟尼佛与文殊菩萨，随后诸位印藏高僧图像已不可辨识，从几尊上师的服饰来看，较为可能所属噶举派。坛城下方另有黄、白文殊、尊胜佛母、度母、黄财神、黑财神等吉祥尊护持。

第二张有趣的唐卡年代稍晚，是一张尺寸巨大的上师题材唐卡。从画面正中的金刚总持、玛尔巴、冈波巴等上师可以看出这是一张噶举派的上师世系唐卡，而且画面中有多达十七位的头戴红帽形象的上师，非常明显这是噶举派中最重要的支派噶玛噶举红帽系的上师组图。说到红帽系，一般人立刻想到命运跌宕传奇的红帽夏玛巴，其实噶玛噶举世系中，除了夏玛巴以外，还有数个其他活佛系统传统上也是戴红帽的，比如大司徒世系、巴沃世系、嘉察世系，它们之间又多有师徒交涉，关系非常复杂，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红帽世系超过十二世——所以可知这张唐卡的诸多红帽上师是多个世系的合集，足见其难得之处。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画面上大部份上师的装饰难以看清，身份未及详查，所幸主尊状态不错，从帽冠式样分析，中间为摩尼宝，两侧云纹的拖尾向前而非向后，所以主尊应为嘉察活佛（传统上称橙宝冠活佛），比照嘉察活佛历史图像资料，大致可以判断其为七世嘉察贡确沃色。七世嘉察活佛被认为是毘卢遮那译师的转世，曾作为摄政亲自认证出十三世噶玛巴，是噶玛噶举历史上著名的高僧。这张唐卡对于研究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历史师承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也是不可多得的教派圣物，是非常适合供奉的福田资粮。

另一张唐卡是一幅罕见的长寿三尊金唐。金唐是唐卡中特殊的一个品类，以金粉布底，朱砂勾线，基本不上彩色颜料，而以玛瑙刀在金地上刮压产生抛光、波纹、亮线等富丽堂皇的效果，是对画师的线条、造像和工艺水平的最高考验。所以金唐和红唐、黑唐一并，成为存世古代唐卡中最为稀少的三个品种。正如这次拍品中的一件早期朱砂地经书板，也使用了类似红唐的工艺。与金唐不同的是，经书板用上乘朱砂在梨木板上反复为底，以金线勾描释迦佛十六尊，笔法十分精湛。

李威先生的这批藏品中，还有一件有意思的特殊之物。它是一件狮钮玉印，虽然尺寸不大，但是非常有历史价值。这枚印章采用青玉雕刻，印钮为一只俯卧的雪狮，前方有穿孔痕迹，明显经常随身。整个印钮由于长期摩擦已经变得光滑圆润，但印面还是非常清晰，以铁线九叠篆，书汉文“灌顶国师之印”六字，字口规整遒劲。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设立僧官制度统摄藏区，1256年噶举派高僧噶玛拔希被蒙哥汗延请至和林，封其为国师，是为藏传佛教僧人颁封官职之始；元世祖忽必烈更是封萨迦祖师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统天下释教”，是以印信为僧官诏命之始。明朝不但继承了元朝的僧官制度，更将其发展扩大，确立了森严的等级规范，按教派势力、僧人权势和学识能力，自上而下分封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僧官名号。都纲、喇嘛等授圣旨敕谕，而国师之上可以得到亲封诰命，颁发给不同的印信。这类印信不同于民间私人印章，是国家行政权力的代表，有着不可比拟的珍贵价值。在西藏博物馆等官方博物馆中，也可以看到少量此类印信。

这枚印章印面阳刻九叠篆“灌顶国师之印”，为册封“国师”印文的标准形式。《明史•舆服志•百官印信》记载，明代官印文字不同于元代多用八思巴文，而规定文渊阁用玉箸篆，武将用柳叶篆，监察御史用八叠篆，其余官员用九叠篆——“每字篆叠皆九画，此正干元用九之意”，所以印史专家张金梁曾说：“九叠篆几乎成了是明代官印的别称”，“私人不再用叠篆制印”，因此这枚印章为明代赐给某位高僧的官印。从材质来说，明代规定官方机构人员标准印章须按等级用玉印、金印、鎏金银印、银印、铜印配置，玉为最高等级之选。至于印的主人到底是哪一位灌顶国师，却难以从这件藏品上得到更多信息。史料中明代最早使用“国师”给予册封的，是在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加封国师沙加为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禅师班卓儿藏卜为清心戒行国师，锁南藏卜为弘慈广善国师，俱赐诰命”。根据藏学家王森先生的统计，明一代大约有二三十人受封灌顶国师，集中于明中前期。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迫于前朝溺佛导致的僧团混乱，处罚了大量在京的藏僧，下诏宣布自正德元年以后转升的法王、国师等一并革除，至此明代兴佛乃止，所以此类印章年代大多为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中叶这百年间所造。
李威先生所藏这枚明代灌顶国师印，小巧可爱，经过岁月洗礼不失高贵气质，磨砺之后更显稚拙雅趣，持之示友，闲谈古今典故，真可称是一桩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