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
1.杨仁恺题跋。
2.周墨南题签。周墨南，斋名古琴阁，山东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赴台后经营古玩书画生意。与张大千、溥儒等交往颇多。
3.金城旧藏。金城（1878-1926），原名绍城，字巩伯，号北楼、藕庐，浙江吴兴人。工诗、书画、篆刻，善山水、人物、花鸟。曾办“湖社”画会，影响全国。
4.翁斌孙旧藏。翁斌孙（1860-1922），字弢夫，号笏斋，江苏常熟人。翁同龢之后，翁同书之孙。清末藏书家。光绪三年（1877）进士，以侍讲衔任翰林院检讨，任功臣馆、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协修、纂修、总纂、武英殿纂修、内阁侍读、冀宁道、宣统三年（1911）署直隶提法使。嗜读书、金石考证，长于掌故。

奇逸纵横 独标气骨
—《张瑞图草书永州新堂记》漫谈 
此作通篇以其拿手的草书书写，用笔凌厉迅疾，结字奇崛方峭，充分体现了他典型独特的艺术风格。技法熟练果断，气势淋漓，点画呼应，笔势协调，章法上结字劲挺，行间疏朗，字距紧密。其用笔的质朴平直和结构的稚拙古雅，似源自其魏晋风格的小楷，而注重字形结构的安排，又是其行书风格的体现，同时融入了章草简练含蓄的笔法和凝重古拙的字形。故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言道：“瑞图书法奇逸，锺、王之外，另辟蹊径。”而梁巘更是在《承晋斋积闻录》曰：“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

此作书于天启乙丑（公元1625年）春，属于张瑞图书法中期阶段的作品，即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到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之间。这是张瑞图书法的个人风格已达到成熟并逐渐强化，在创作上获得巨大收获的阶段，也是仕途上最为得志和辉煌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张瑞图在官场上顺利畅达、屡获升迁，其书法风格也日益成熟，不仅擅书之名逐渐显著，亦使他对自己书法的自信心进一步加强。因而很快稳定了自己的书风，产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以前的早期阶段，张瑞图虽以擅书名世，但还处在临摹学习和摸索个人风格的初期。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以后，张瑞图致仕还乡，步入风格晚期阶段，由于对佛学的笃信和隐士生活的影响，有向传统用笔法回靠的趋向。故而后人对于张瑞图书法的评价和分析，基本是以其中期作品为依据。
《永州新堂记》，全称《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是柳宗元的古文名篇之一，作于唐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其时作者已被贬为永州司马多年，正值顶头上司的刺史韦氏新堂落成，柳宗元以其大文豪生花的妙笔，借建设新堂之寓意，道出了韦使君的清明之治，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激情。

张瑞图精心书写柳氏此篇或正反映了当时他复杂的心境。与柳宗元的被贬不同的是张瑞图是主动躲避党争。从万历三十五年登进士授编修到崇祯元年致仕还乡，期间二十一年间，张瑞图至少四次回乡休假。而每一次不是躲过了京察大计中的诸党交锋，就是避开了著名的红丸、移宫两案。此次更是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阉党与东林党矛盾公开激化、剑拔弩张的前夕，抽身而退，再次告假，躲进家乡的田园生活中。到作品书写的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春，一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居住于家乡福建晋江城外东湖之滨，远离庙堂，寄情山水，或与好友诗文酬唱，或是书画自娱，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张瑞图虽最终位列“魏家阁老”，明哲保身的方针却使他从未直接卷入过最上层的党争漩涡，未参与任何重大事件。故而后来韩爌等人的结论是“无实状”，而思宗坚持定罪之所据也仅仅是因为张瑞图书碑一事。

晚明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局面，不仅预示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而且在文化艺术领域也产生了新的审美风气。受时局和性格所限，张瑞图在仕途上没能成为经略治国的能臣。但其艺术上的才华却使他成为晚明时期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时人将其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为晚明“善书四大家”。

邢侗、米万钟二人虽不学赵孟頫之体，却未离二王樊篱。董其昌虽公开挑战赵孟頫，然其体貌姿态仍不离圆、秀，仍意在弘扬帖学、重振钟、王风神。

惟有张瑞图，重学养、弃旧学，勇于创新。他曾写道:“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却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坡公（苏东坡）有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处求之，或少有近焉耳。”

故张瑞图虽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然其书风与邢、米、董三家迥然有别，而他的另辟蹊径则具有晚明浪漫主义狂飙所掀起的时代精神，是明末书坛变革中反叛传统、绝去依傍的一个实例。在他的影响下，其后的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亦为一时风气所趋，力振摩刻之风，颇能振聋发聩，开启了晚明书坛改革鼎新的先河。

然而其依附魏忠贤，有违圣贤之教，其行径为士林所不齿，被《明史》列入“阉党”。这些罪状在传统“书以人重”、“书如其人”的传统儒家艺术观点看来，实在是人品低下，进而与其书艺成为无法自圆其说的一对矛盾。传统史籍中对其的记载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倒是在东瀛，从江户时代起就因黄蘖的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时带去张的书迹而对日本书坛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极力推崇张瑞图之风。可以说，在日本，张瑞图的作品才摆脱了所谓“人品”问题的羁绊，回归了书法艺术的本源。即书法格调的高下更多还是取决于其审美观念和修养。

张瑞图在明朝末期的官场，极其腐败和黑暗的局势中，凭借其政治上的敏锐度，为官处事的谨慎圆滑和敢于走出庙堂的决心，虽不能位极人臣，一展抱负，却做到了既能周旋于各派系之争，几度顺利升迁，又能每每在恰当的时机，避世自保。这并非是一介书生所能轻易做到的，乱世中的经世之才在远离党争伐斗，畅游名山大川后，归隐于乡间，寄情笔墨，纵意纸上，终使其位列艺林，蜚声海外。

近人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这样评述：“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黄道周），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一为张二水（张瑞图），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此皆得天独厚之人。”张、黄二人人生结局不吝天壤之别，而二人书艺又都是如此得天独厚。既是时代的要求，又因他们独标气骨，力矫积习的创新精神。张瑞图这种锋芒毕露，纵横奇崛的书风正是其在其人生各种经历中，凭借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思维模式的产物，为其后清代碑学的兴盛铺平了道路，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对当代书坛亦有深远影响。本篇《永州新堂记》为张瑞图成熟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自当在书林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 诸文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