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
1.莫是龙、董光裕、毕泷、吴荣光、梁章矩、潘仕成、孙尔凖、罗天池、汪谷、潘延龄、杨寿枢等递藏。
2.莫是龙、董其昌、马之骏、陆梦龙、钱大昕、孙尔凖、吴荣光、姚元之、毕泷、梁章鉅、耆英、翁同和等题跋。3.王文治题签。
4.董其昌、莫是龙等题跋。
5.此帖清末曾刻入《海山仙馆丛帖》摹古十二卷之卷七。

宋拓《李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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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麾将军李秀碑》是唐代的大书法家李邕所书名迹，但因原碑泐毁年代较早，传世宋拓仅存三本：一本存故宫博物院，一本或存广州市中山图书馆，今年匡时秋拍有幸征得一本，有董其昌、莫是龙等诸家题跋，允为“希世珍玩”。
李邕是盛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因其曾任北海太守职，人称“李北海”。李邕在当时便极负盛名，李白、杜甫都曾在诗中表示过对他的敬仰之情。他的行书宗法王羲之，又能面目一新，显示出一种风神跌宕，点画俊厚的雄强特质，所以“当时奉金帛而求邕书，前后所受鉅万余，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云麾将军李秀碑》（以下简称《李秀碑》）便是由李邕撰文并手书的一通名碑，是李邕书法的代表作品之一。
《李秀碑》原石刻立于唐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据碑文记载，李秀夫妇葬地亦即碑石所在地为“范阳福禄乡原”，天宝七年，幽州改成范阳郡，在此之前，“范阳”即指范阳县，其地在今河北省涿州市，北部则跨入了今北京市的房山区和丰台区。在明清文献记载中，多将“良乡县学”作为此碑出处，可知此碑大概在五代或金元时期，已被作为重要文物迁移至当地公学之中，以供人观摩学习了。《李秀碑》故宫藏本册首有元人俞希鲁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题记，提到“数年前有客自范阳来，尝持此碑见赠，观其字画臃肿不类，叩之，则曰好事者恐岁久漫灭，重加锼剔……”，可知此碑至元时尚未被毁，但是字画已经失真了。到了明代万历六年，《李秀碑》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时，已经“不知何时为校官裂为柱础”。据《宛署杂记》中《古墨斋记》一文记载，宛平县令李荫得知《李秀碑》残石被丢弃在瓦砾之中，而“字尚未泐”的情况后，即派车将残石运进宛平城内，甃于县署墙壁，请王世懋题之曰“古墨斋”。据记载，当时存残石六块，万历间，当时著名学者王惟俭携四石并古玩字画归大梁，即河南开封，而尽沉于黄河水漶。考王维俭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万历三十年以兵部职方主事削职归家，则其事或在万历三十年之后。至此，《李秀碑》所存者遂只剩二圆础形残石。清康熙三十一年，吴涵任顺天府府丞，专心访求此碑，于蔓草丛中得之，遂置于文天祥祠中，以至今日，存字已不足两百。
由于《李秀碑》原石过早的泐毁，导致此碑的传世拓本极为罕见，目前所知宋拓亦仅有三册。其一故宫博物院藏本（以下简称故宫本），此本存字最多，有元人俞希鲁、顾观及清人李宗瀚题跋三则。其二为民国辛仿苏藏本（以下简称辛仿苏本），此本民国时出版，标为辛仿苏藏，因辛氏败落迅速，此本一时去向不明，学者多认为今存广州市博物馆，然经核实，广州博物馆并无此帖。1984年《岭南书艺》第三期杂志中，有黄文宽文章，附辛仿苏本影印并说“后归新兴李耀汉，李氏败没后不知下落，土改后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收得”，特拈出聊作补充。其三即此次上拍之莫是龙宝墨斋旧藏本（以下简称宝墨斋本），此本有董其昌、莫是龙、翁方纲等诸家鉴赏题跋，且与故宫本和辛仿苏本各有渊源。
今据各家题跋观之，则自明代中叶至清末两百年来，宝墨斋本一直与辛仿苏本合藏。是册明朝归莫是龙宝墨斋收藏，册首有莫是龙朱笔题“希世珍玩，宝墨斋”七字，册尾复有朱笔跋文，称此册为“唐拓之极佳者”，“真吾宝墨斋中神品也”。册首有明代马之骏题“金铁森翔，烟云出没”八字，辛仿苏本亦有此八字题于册后。册尾马之骏、董其昌、陆梦龙各有题跋一则，董氏称“此为唐拓，笔法宛然”。陆梦龙提到“叔熙出《云麾碑》二本，初看一本已是赫然，及阅此本，精神倍出”，其所指另一本当即辛仿苏本。此跋具年款，为“丙申”，陆氏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万历丙辰当为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时莫是龙已殁，此本归“叔熙”所有。
到清代乾隆时期，两帖具为毕泷所得，是册后存毕泷考证马之骏、陆梦龙长跋一则。乾隆五十六年，池上草堂蒋春皋从毕泷处得此二册。嘉庆丁巳年，钱大昕为之题跋。道光二年时帖归惠甫，道光十八年时已归季硕，梁章鉅为之题跋四则，并称此帖为“唐橅而宋拓者”，后来又在另则题跋中修改看法，认为此帖“不止宋拓”，当为唐拓。
此两册之后又经罗天池、潘仕成收藏，后岳雪楼孔广陶亦得此两册，而终以财力不济，于同治庚午（1838）年留辛仿苏本而释出此本，自此两本分离。此本为潘健盦收藏，后又归民国杨寿枢所有。此流传记录在马成名先生《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中亦有述及。更有补述者，李宗瀚在故宫本《李秀碑》的题跋中说：“予家有莫氏宝墨斋残本，存五百七十余字，云卿、思翁手跋，并目为唐拓。”所记各点与此次上拍的宝墨斋本悉合，因知宝墨斋本和故宫本都曾为李宗瀚所有。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传世的三本宋拓《李秀碑》，一开始在文字顺序上都是错乱颠倒的。故宫本后有李宗瀚题跋，记载着他请人按原文顺序重装的经过。辛仿苏本前有一则孔广陶题跋，也说明两册装潢错舛，无文理可诵，“因欲改装，恐乏良工而神明顿失”，所以一仍其旧。今捡董其昌戏鸿堂刻帖与宝墨斋本相对照，虽文字顺序不同，而戏鸿堂所刻入之字皆不出宝墨斋本范畴，而两相比较，戏鸿堂本单薄细弱，神采顿失。那么或许有一种可能性，即宝墨斋本即戏鸿堂本所据，而陈香泉帖考所谓“董太史联续成文”者。董其昌在戏鸿堂帖中，称此为“李北海书”而不着碑名，也是一种故弄玄虚的手法。在翁方纲文集题跋中有一则《跋云麾将军李秀碑抚本》，提到了董其昌在辛仿苏本后的题跋：“余有李秀碑全文可读者”，也提到了董其昌在宝墨斋本后区分李邕《云麾将军碑》肥本瘦本的区别，此跋语中又称“董文敏所得本，盖远在此抚本下”。翁氏同时指出了董其昌的前后矛盾之处，即“假使董藏全文本自可读，则《戏鸿》所刻何必以己意联续成文乎？”由此或可推定董其昌所得并非全文可读，观《戏鸿》字迹当从宝墨斋本摹入。
此宝墨斋本后又被刻入《海山仙馆丛帖摹古十二卷》卷七，此卷不仅将正文全部刻入，也同时刻入莫是龙、董其昌、翁方纲、钱大昕的跋文。
李秀碑拓本存世量极少，且无完本，钱大昕也感叹曰：“予访此碑未损本，四十年未得。”现存世且流传有序仅见三本，为阅读及临帖便利，都不同程度被填过墨。古人得整拓本为保存和临习之便，常剪裱装帧成册，然当拓片文字残损辨识不清，石花遍布影响观瞻时，便会以墨在字周围填去破损之处，使字面醒目突出。这种填墨的习惯在摩崖和早期碑刻拓片中较为常见，因年代久远，石面破损严重，便填墨以塑型。填墨如描红，填墨之人带着个人的理解做取舍，往往对字形有所影响。此三本均通篇有填墨，可见李秀碑在宋代已经残损严重，很多文字也因填墨的原因肥瘦差异明显。马成名先生在《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中亦提及此帖与其他两本的区别，定此帖为宋拓宋刻本，但是，未曾发现有其他宋刻复本出现。观其点画风神，雄健秀润，自是一流，又墨色如漆，沉古滋润，宋纸宋墨，则前贤今贤所无疑议者。
“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玩赏此碑，于朱痕翠墨间，不难有所会心。古人得宋刻一纸，珍如拱璧，何况此本名碑存世罕见，且流传有序，名家题跋累累赞誉有加，在明朝已成为“希世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