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文物商店旧藏。

沈曾植 诗文杂稿
沈曾植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官至安徽布政司，宣统二年辞官归。清朝灭亡之后，便以遗老自居，埋头学问，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学贯中西，精通史学、佛学、边疆地理之学，著有《元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乙卯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在书法和诗词方面，也卓然成为一代大家，此次所见沈曾植手稿集珍一卷，就是展现其深厚学养的艺术珍品。
沈曾植本为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在写作诗歌上并不十分用心。光绪二十四年（1898），沈曾植在武昌遇到陈衍，陈告诉他，学问所研究的皆为他人、历史，与己无关，而诗歌却是自己的性情语言，而且诗歌之中可以寄托自己读书为学所体悟的哲理，如有暇日，不妨尝试作诗。这才使饱经世事的沈曾植开始了诗歌创作，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成就卓著。沈曾植与陈衍、陈三立、郑孝胥等谈诗论艺，交往密切，共同缔造了晚清最有影响力“同光体”诗派。陈衍目之为“同光体魁杰”，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则将其列为天暗星青面兽杨志。总的来讲，沈曾植诗歌的特点是“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他以自己深厚的学问融入到对于现实的体验之中，这一类的诗歌的源流，在清代可以追溯到钱谦益、顾炎武以及乾嘉时期的洪亮吉、翁方纲等人，这种独特的创作在唐宋诗派之外开辟了新的审美领域。一个学者的哲思、忧患一一熔铸在古典诗歌的优美形式里，保存了一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
在这一卷手稿中，大部分内容都是沈曾植的诗稿，其所使用的笺纸各各不同，有的正反两面书写，有的写在他人投递的信封上，一则可见前人珍惜字纸之意，二则也可以看到沈曾植对于作诗的痴迷，几乎是随时随地的创作，这些手稿还包含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到沈氏学问涉猎之广泛、浩博。
至于沈氏的书学，更是在此卷中体现无疑，古人的手稿，往往无意于佳而佳。信手写去，一派天机，比之于应酬书作更见性情，在这些信札中，可以看到沈氏统一的硬辣奇崛风格，又可以看到由于书写时不同的情境和心情所造成的丰富变化，有时偏向流丽的帖学一路，有时则具备刚硬的北碑质感。沈氏作为一个学问家对于书法兼容并蓄，具有打通碑帖的通人之量。正是由于这种度量和眼界，才使他的书法影响到马一浮、谢无量、罗复堪、王蘧常等诸多大家，成为一代书坛“广大教化主”。
沈氏书法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 在书学上，沈氏首次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碑与帖的联系发展脉络。在实践上早年攻帖学，仿黄山谷时尚不能得势，中年学钟繇，后来穷魏碑，极章草，终使“抑扬尽致，委曲得宜”，进入了碑帖融合的独有理想境界，创造了奇峭博丽的沈体书法。曾熙曾评价沈的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处在不稳”。
王国维曾多次求教于沈曾植，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对于沈曾植推崇备至，称之为“邦家之光”。这一卷手稿，虽不能全面体现沈氏学问，但却足以使我们“见字如面”，感受一代大儒的浩然风度，也是研究沈氏平生的绝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