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图 草书《后赤壁赋》
崇祯帝登基后，魏忠贤失势，终于在河间上吊自杀。随之是反对魏忠贤的官员纷纷进言为东林党鸣冤，并牵涉张瑞图，罪名是逢奸误国。这件事情应该说对张瑞图的心理冲击很大，因此，虽然崇祯给予的官职不小，但张瑞图却是一门心思铁了心上书辞官，他也许想到了事态的发展会很坏。
张瑞图虽然人已脱离北京，朝中清算阉党罪行的事却远未结束。崇祯二年（1629）正月，由于监生胡焕猷、广东御史侯恂之的请求，崇祯皇帝命阁臣韩爌等住持定逆案，将依附魏忠贤的众人，按罪列名，分等治罪。韩爌等将魏忠贤以下一百余人，按罪行轻重分列七等。而张瑞图是不在这份名单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张瑞图没有依附张瑞图的恶行，不然绝无可能漏掉。可是崇祯皇帝却大为不满，质问为何没有张瑞图，韩爌答曰：“无赏状”，即没有什么恶劣行为的意思，崇祯却说：“瑞图为忠贤书碑，非赏状耶？”就是说张瑞图为魏忠贤的生祠书碑，难道不算吗。终于，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张瑞图以“结交近侍又次等”的名目，列“逆案“的第六等，论徒三年。
这个时候张瑞图已经在家了，对于“论徒三年”，他选择以纳资赎罪为民。张瑞图离开了官场，他选择寄情山林，放情诗酒的隐居生活。在书法作品中，他多次书写苏轼的《赤壁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及唐人的众多诗歌，而它们都可以看作是张瑞图此时的心里状态。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秋冬之际，先后两次游览了黄州附近的赤壁，写下了《前后赤壁赋》。这个时期的苏轼，一方面对受到残酷打击感到愤懑痛苦；另一方面，又时时想从老庄佛学求得解脱。而张瑞图与之遭遇又似乎那么相似，而且此时的张瑞图以“白毫庵道者”自称，他也是从佛家中寻求慰藉。
因此，这卷《草书后赤壁赋》作于崇祯三年（1630），也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了。此作虽然不是连绵大草，给人的视觉冲击仍然是极强的。张瑞图的方折笔在这里表现的一览无余，笔势连绵，如猿啸苍松，鹤鸣老桧，又如怒海拍浪，层层不绝，洵臻神妙，这似乎是以手中笔而代口中言了。运笔连贯，气势如虹，诚如一健将操刀，凌厉激荡，如入无人之境，书罢，瑞图应是“不知东方之既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