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霞 岸岩千壁立

根据题识所记，此件巨制为1985年何海霞为北京友谊宾馆所作的重要山水画作，也是何海霞存世作品中尺幅最大者之一。八十年代中期是何海霞艺术创作的成就鼎盛期，几临八旬的老人有如此大的气魄和笔力来创作这样一件宏大山水，实属超乎常人之举。但我们从此幅视线开阔，用笔雄强的作品中，看到的只是祖国山河的无限美好，“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说的就是这样的气势吧。
　　许多熟悉何老的人都会提到1984年何老被国家有关部门正式从西安调回北京以后，艺术生命衰年勃发，创造力井喷的现象。那确实是何海霞生命中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光。事实上时间还可以往前延伸几年，延伸到1976年。那一年他应文化部及各部委之邀，赴北京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及各大饭店创作了多幅巨帧山水画。从那一年开始，他的主要生活与创作的时间都已经北移京师。在这些年里，他创作了《大地长春》、《爱我河山》、《大地一统锦绣山河》等宏篇巨构，吞吐山川、气势磅礴、金碧辉煌、意境阔远，表现出拥抱时代的大视野、大气象、大格局。北京美术界和中央有关部门恰恰是看到了何海霞的这种大手笔大气魄，才正式在1984年将他调至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国画研究院。
　　从1976年实际调入北京，到1984年正式成为国家画院的画师，是何海霞先生艺术生命的金色晚年的灿烂绽放。他也受到了北京美术界、政界的欢迎，受到了北京各大“庙堂”的欢迎，成为北京各个“庙堂”（如中南海、钓鱼台、北京饭店、京西宾馆、人民大会堂等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场所）之间最为活跃的老画师。他为这些代表国家形象和尊严的空间绘制了许多巨幅山水画，或青绿，或金碧，皇图壮丽，帝舆辉煌，天高地迥，神州一统。大治盛世之年，中国找到了这么一位硕果仅存的庙堂山水画家。何海霞的自我是一定要同北京这座大一统的帝都重叠的。他生于北京，学画从宋代院体入手，于青绿山水与界画尤具慧心，入于大风堂，师从张大千，而大千先生恰恰又是20世纪山水画巨擘中最有庙堂气息的。何海霞个人灵根中具有这样的秉赋，使他不会坠入文人画的小天地。他师古人，师老师，已然在向着一个朦胧的方向前进，但看不清楚。改朝换代的政局丕变，带给何海霞戏剧性的人生。他被抛在了大西南，又只身飘零到西安，被赵望云、石鲁发现，成为“长安画派”的重要成员。从此乐不思蜀地在陕西滞留30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没有这个时期，何海霞顶多是个“小张大千”。有了这个时期，“长安画派”的创作思想与艺术追求，便成了何海霞的硬约束，成为他必须要重新认识和学习的美学规范。他深入山川，深入生活，使自己及时地跟上时代步伐，从而逐渐地超越大风堂，与乃师张大千拉开了距离。长安30年，有两点对于何海霞的转变极为重要。一点是他找到了组织的感觉，把心态和自我认知从一个在野的职业画匠变换成了一个在朝的国家美术干部，为国家服务的意识扎进了他的内心，并成为一种不可更改的艺术人格。再一点是陕西这块地面的山川，中国只有陕西一省，山川兼具南北气象。秦岭居中，为华夏脊梁，分水与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陕南是长江流域，一片江南；关中以北是黄土高原，北国风光。何海霞在陕30年，来回穿梭于这两大地理板块与两大文化板块之间，他从中体悟到了一种能够代表华夏的山河气象。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1976年的时候，国家由乱转治，经济复苏，文艺复兴，重新定位与寻找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形象，而何海霞也正好完成了他的一切准备，只等待着一纸诏书便可“万里奉王事”。这一年何海霞68岁。这一年在江湖上浪迹数十年的燕人何瀛，青春作伴，快意还乡。他一生的学习、师从、颠沛似乎都是为了这一刻。
　　王鲁湘在《何海霞：新庙堂山水的代表性画家》中提到：燕人何海霞回到北京完成了自我，并把许多黄钟大吕金碧辉煌的山水画悬挂在了首都的各大庙堂，他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庙堂山水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