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 草书《登虎丘山序》
DONG QICHANG CALLIGRAPHY IN CLERICAL SCRIPT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行书以“二王”为宗，又得力于颜真卿、米芾、杨凝式诸家；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祭侄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用笔精道，气贯长虹。董其昌不仅为书法的大宗师，而且在仕途上的通达，也非其他书家所能比拟。在当时就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及至入清，康熙又倍加推崇，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董书的备受推崇，影响有清近三百年书坛。镇江王文治在《论书绝句》曾赞曰：“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

此作书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董氏时年六十六岁。据《年谱》可知，这一年，董其昌的外出活动较多，并书有诸多佳作。正午日，在金阊舟中，作《仿十六家巨册》。二十七日，在龙华道中，作《天马赋卷》。三月望后六日，舟行海上，在秋水亭中，作《乐寿图叙屏》。而到了五月的时候，董其昌就去过一次吴门，并购买了《仿宋元人缩本山水册》。此件作品款曰“将有吴门之行”，可知董其昌是在五月之后，即第二次做吴门之行。

此作用笔如老藤枯树，具蜿蜒而上之势，体势并没有刻意作侧欹，但自是摇曳生姿。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参悟禅理有关。整篇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神采风韵又有似赵孟頫，轻便自由而风华自足。

此卷所书内容为顾野王《登虎丘山序》。顾野王为六朝梁、陈人，字希冯，吴县梓里人。梁大同四年（538年）授太学博士，侯景之乱后避守会稽，旋定居于昆山亭林镇。顾野王也曾在吴江居住过，吴江、吴县地域相接，风尚文脉一体。在吴江北门外有称作顾墟的地方，所谓顾公庙者亦是他的旧宅。相传其于顾墟之故宅著《玉篇》30卷。

董其昌书《草书<登虎丘山序>》见于《年谱》著录，《年谱》载：“晦日，为顾野王登虎丘山作序。《上海艺苑真赏社》石印本《顾野王登虎丘山序》：‘庚申七月晦，有待吴门之行，因书此。董其昌。’”（见《董其昌年谱》，页129，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此处错讹有二，首先，《登虎丘山序》是顾野王所撰，并非是董其昌为顾野王登虎丘山作序。其次，董其昌的落款应为“庚申七月晦，将有吴门之行，因书此。董其昌。”

《年谱》中提到的石印本，即民国上海艺苑真赏社所出单行本，当时为无锡华绎之收藏。华绎之（1893-1956），江苏无锡人。民国十年在上海创办华绎之蜜蜡公司，蜂场设在荡口，之后在昆山、松江、苏州、丹阳等地设立分场，拥有意大利纯种蜜蜂2000多箱。公司同时出售养蜂工具和巢础，传授科学养蜂方法，中国科学养蜂业由此始，华绎之因而被誉为“养蜂大王”。华氏书学颜真卿，好藏古书画，藏有元末明初华贞固《黄杨集》册页、明代华太师华察行书册页、王问草书绘画多件以及清代华冠《秋林待月图》等诸多精品。民国出版的董其昌书法经典已属少见，此作又为华绎之旧藏，更属珍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董其昌在落款之后，又钤盖了两方白文印：“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而在上海艺苑真赏社的出版物中，落款部分只有一方“董其昌印（白文）”，且位置也做了处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与当时的照相制版技术有关。民国时期的珂罗版印刷技术比较落后，它是用黑白照片排版成像，到落款结尾处已无空余之处加印图章，因此只能在原图上取一方印移至落款下方。其二，或与艺苑真赏社为求版面统一有关。《登虎丘山序》全文为273字，董其昌书写时每行作四字至七字不等，共53行，落款为7行，全部为60行。艺苑真赏社出版时以3行为一页，全书共20页。如印章不置于“董其昌”三字之下，则版式必不能统一。而且“董其昌”三字下面所留余地已不多，故只好留“董其昌印”而舍“知制诰日讲官”一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