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 太行写生
LI KERAN THE TAIHANG MOUNTAIN

从1954到1959年,李可染进行了四次集中写生:1954年的江、浙、皖写生;1956年的江、浙、川、陕写生;1957年的东德写生;1959年的桂林、阳朔写生。经过这些行程数万里的写生,李可染1959年在《美术》杂丈第5期发表《漫谈山水画》一文。他在文中提出:“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而“意境就是情与景的结合”。而这一时期之后李可染逐渐转向了画室的创作,对写生作品提炼加工。而这是他最重要的“采一炼十”中最重要的矿石之一。站在中国山水画史的角度来看,从面对真山真水写生伊始,李可染《太行写生》这类的作品就呈现出与传统山水迥异的面目,从而将隔断了数百年的山水画与真山水之源,再次接通,将传统推向今朝。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中国画艺术,李可染重读传统与大自然,以写生为角度寻求中国画风格转型的途径,开启了他的写生之旅。从五十年代起,李可染致力于“为祖国河山立传”,他用画笔描绘出祖国山水名胜,包括了西湖、太湖、黄山、雁荡山以及长征路线、革命圣地等,可以说写生成为李可染先生艺术创新的突破口。

这幅《太行写生》采用一种范宽式的饱满构图,山势迎面而来。画面中群山耸立,云雾缭绕;山下松柏高立,行人步于其间。画中行人并非古代高士,皆取自现代,这体现出了山水画的时代风貌。李可染着重刻画了山峦的朴拙浑厚,他一扫逸笔优雅的文人积习,以悲沉的墨色形成画面基本色调,同时将光引入画面,使作品具有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从总体看,李可染的《太行写生》画作比明清山水画更靠近了对象的感性真实,从某种意义上看减弱了意与形式趣味的独立性。这是对于明清以来山水画愈益形式化、程序化倾向的一种补正和突破,且与新中国的文艺思潮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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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1907-1990) 太行写生

纸本镜心 

款识:同志指正,可染写生。
钤印:可染
LI KERAN THE TAIHANG MOUNTAIN
Mounted and framed,paper
59×44.5 cm 23 1/4×17 1/2 in 约2.4平尺
RMB: 1,500,000-2,2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