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阳朔春晓

《阳朔春晓》是黎雄才作于1982年的作品。据其画上题识，该画乃凭记忆绘阳朔之实景，并赠予王羽仪。该画以饱满的热情，充满力度的笔墨结构和布局之"势"，让观者感受到西南春天的生机勃勃，体会到画家对大自然的由衷赞叹。黎雄才对写生山水的终极审美理想有这样的认识：不单要写"真山水"，更要从现实山水中"达观"而"畅神"。由此，这幅《阳朔春晓》，前景之水岸、春草，中景之繁花、渔舟，远景之高山的古典母题，一水两岸之构图，让人嗅到中国传统绘画中既有的味道，而一片迷漓混濛无穷变化的空间视觉效果，画中若隐若现的现代装束之游人，以及黎氏所用的笔笔都落于实处的笔墨，让人感受到了画中表现的实实在在的阳朔之春。画作不仅让人感受到了可游可居之意，更让人感受到了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的清丽与丰满。

黎雄才是岭南画派中的重要画家。受画者王羽仪亦当时名士，出身长兴世家。其先祖王道明，是明末抗清将领史可法的幕僚，家藏董其昌撰书的《长兴熊侯祠碑记》，其《跋》为王道明所题。其祖父王毓辰，是晚清著名画家；父王承吉亦是书画家，尤擅行书，为名人书画、碑帖收藏家，清末供职于户部，民初在内务部任主事、合事、科长等职，颇负时誉。王羽仪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赴美国入普渡大学攻读机械工程，获硕士学位。其自幼爱好国画，曾从王梦白学习写意花鸟，兼习写意山水、人物。30年代末曾游历长江三峡及西南各地，作山水画，偶以写意笔法作风俗画。

黎雄才曾于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西北写生，其中重要的一站就是广西。王羽仪这一阶段亦寓居广西。其时，抗战爆发后，人民纷纷南迁，武汉、广州失守，长沙大火，香港沦陷，广西的安宁加之美景使其成为战争中的一隅清静之地。自国民党广西地方当局将省会由南宁迁至桂林，桂林的人口从1936年的七万到1938年的十二万再到1944年的超过五十万。这一阶段大量文化名人、画家、爱国志士集聚桂林，桂林成为中国抗战阵营的重要战略据点，也成为抗日救亡和文化交流的"文化城"。是年，刚刚30岁的黎雄才和稍长其几岁的王羽仪也正是在抗战的桂林有了交集。虽王羽仪长黎雄才几年，但在绘画领域来说，声名却逊色一筹。经历过西南写生，黎雄才的"绘画风格为之一变，以气韵清遒雄健见盛"，完成了自己风格的重要转型；而王羽仪，也在游历西南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素材。

这个时期，众多文艺界人士集聚桂林。除了黎雄才，同属岭南画派的关山月、赵少昂，广东籍画家何香凝等都在此活动，广东潮梅旅桂同乡救灾会还于1943年7月举办《救济岭东灾荒书画义卖》。这次义卖展出的多是文化名人的作品，王羽仪便参与其中。王羽仪曾有《西南风情图》流入市场，是其1978年所绘，画上题识曰：余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零年间旅游湘桂黔蜀等地时，曾就所见之部分风俗习惯绘有风俗画若干页。大约其1943年参与义卖的便有这类作品。同参与这一场义卖展览的，还有广东的何香凝。

那个血与火的时期，也是黎雄才与王羽仪相识相交的时期。都流着救国图存的热血，青年人的惺惺相惜，热情与澎湃，在桂林这个风景秀丽的文化城内碰撞、升华。黎雄才这件赠与王羽仪的《阳朔春晓》，不仅带有文人之间赠画得以不下堂筵而能卧游江山的良好祝愿，更包含了他们年老之后，对那段年青时光的回忆。就这个意义而言，黎雄才的画面，采用了写实的手法绘桂林之阳朔春景，不仅是因为其笃信写生是打通绘画自由之道路，更是因为阳朔、桂林之美景，饱含了他与王羽仪关于战时友谊的记忆与情感。画面虽是画阳朔美景，但画面之外的春意与情感是不言而喻的。

提到王羽仪与岭南文化、艺术圈的联系，便亦不得不提到岭南画派中重要的画家——关山月。关山月在30年代至40年代年曾在西南西北活动，并画了大量的写生。1941年他在桂林展出《漓江百里图》长卷，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彼时，关山月 还不到三十岁，桂林时期成为他艺术创作活动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桂林的写生与友情，也成为他日后的财富。关山月亦有画赠王羽仪，想必其之间亦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关山月赠王羽仪之画《草原牧歌》所画乃塞北之景，画面前景两棵浓重笔墨的高松，掩映之下可见一座小小的蒙古包；离离的草原上，有策马的牧民与涌动的羊群；远处，关山月用润泽的笔触挥就了雪山的清雅。在这件同作于1982年的作品上，关氏亦画实景，但这种原上景色的实景并非通过探幽问隐事无巨细的手法表现，而是用扭动的线条造成的节奏感结合复杂的笔触变化呈现出了独特又生动的个人风格。检视关山月的艺术生涯便可发现，30年代末至40年代，他先后在四川、重庆、贵阳、昆明、桂林、兰州、青海等地写生，这一阶段为其日后艺术风格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是其画坛盛名的开端。塞北之情之景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进入了关氏的描绘范畴。 两件岭南巨擎笔端之山水画，皆赠与名士王羽仪，画作均遥指当年挥斥方遒、意气风发的初识年代。就画坛地位而言，王羽仪之名远逊岭南二杰，而两件作品的题识之言中多有尊敬之意，除敬羽仪年长之外，恐怕更多的是他的人品高洁，学问才情值得钦佩吧。多年之后的再次相磋，笔端意象的选择，更是知音好友的默契回忆。

1938年郭沫若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党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武汉失守后，郭沫若亦到过桂林。桂林这一地点，不仅是当时抗日救亡的据点，亦是一座人头攒动的文化城池，还是承载了文化名人王羽仪文艺记忆的重镇。郭沫若为王羽仪书写的毛主席诗词《菩萨蛮·大柏地》作于1966年。郭沫若书写过几十首毛主席的诗词，而《菩萨蛮·大柏地》在1933年、1961年都曾书写过。这件作于1966年，自谦"为王羽仪同志补壁"的作品，注重气的宏大、势的强烈，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但又不过于张扬秾艳，充分显示出郭沫若的文化魅力和学识修养。若以书法家视之，郭沫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归入学者型或"文化人"类型的书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他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境界，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得以展现。同样，王羽仪作为一位画家，亦可归入此类学者型。而郭沫若书赠王羽仪的作品选择《菩萨蛮·大柏地》这样内容描写驻足流连、回首当年鏖战的一阕，或也是忆起了当年共同抗日救亡的激情吧。 这三件上款人同为王羽仪的作品，书画俱佳，不仅是书家或画家的典型面貌作品，亦隐含了抗战之下的文人情谊，比之其时仅以市场价值作为商品流通的作品，其艺术价值与史学价值不言而喻，尤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