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 大吉
XU BEIHONG COOK AND BAMBOO
李四光（1889-1971）与钱学森并为新中国科学的两支标杆，是新中国科学体系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大概都得算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科学界最伟大的人物。
1938年，抗战转入第二年，国内形势危急，出于战事等方面的考虑，南京中央政府迁至陪都重庆，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则一路迁徙至云南而成西南联大。在这场堪称中国二十世纪乃至世界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学术大迁徙过程中，李四光、徐悲鸿和张大千都被裹挟其中，其中尤以与中国学术有莫大关系的李四光为著。
1917年，李四光从英国学成归国后，便渐渐成为中国科学界的标杆人物之一。1920年，他即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随后任该系主任；1928年至南京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长，并当选中国地质学会会长；随后因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提名，出任国立武汉大学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任中央大学代校长，直到迫于抗战形势而南迁。
1938年秋，李四光去到桂林。按照原本的迁移路线，他们应该是从桂林转道至云南昆明的。凑巧的是，自1935年以来，当时与蒋碧薇陷入冷战又忧心国事的徐悲鸿大部分时间也避居桂林，期间不仅创立了“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且搜购到了一些名画，如署名董源的《水村图》；而刚从北平的日寇魔掌中逃至香港的张大千，也正在这时候转道桂林回川。中国现代史上最足称巨擘的三位——同时也是各自领域最杰出的领袖：李四光自不必说，徐悲鸿是最具西方艺术素养的中国艺术家，而张大千则是最具传统根基的中国画家——际会一处，由此写出了一段令今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传奇。
《基石长青》以笔勾出一椽危岩，复以淡墨勾肌理；岩上绘一雄鸡单腿屹立，雄鸡高冠朱面，翅羽尾羽以浓墨刷出，鲜亮异常；又以花青略涂竹叶若干，布于危岩左右。整幅一气呵成，意象丰满，属其相当经意之制。
同出此期的还有徐悲鸿所作《基石长青》、《立马图》、张大千所作《松山高士》，以及徐悲鸿与张大千合作之《荷荡游凫》。据说在获得徐悲鸿张大千两人的墨宝后，李四光夫人许淑彬将之视为重宝。在此后漫长的人生中，李家搬家不下十余次，但每次必小心翼翼由许夫人亲自收拾的对象中，除了仲揆先生从各地捡来的石头，便是这一组四件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