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 屈子行吟图
FU BAOSHI THE FIGURNATURE OF QUYUAN

傅抱石的人物画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与典故。作为一位富有“史的癖嗜”的学者，他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别有抱负、具有崇高品质之人，如屈原、杜甫、陶渊明、李白、王羲之及竹林七贤等。他们对现世的不满与感慨以及内心深处的哀伤和沉痛，在傅抱石笔下得到了诠释。傅抱石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创作过多件屈原像，这足以显示他对屈原的敬重。

1942年春，郭沫若的五幕悲剧《屈原》上演，在当时，这无疑成为国难当头振奋民心的精神支柱，同时也诱发了傅抱石的创作欲念。郭沫若所书《屈原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和《离骚》译文，成为傅抱石在屈原形象塑造上的参照。屈原人格与屈赋悲剧成为傅抱石精神上的指引。 傅二石题边跋中，认为其父于屈原像用功最深。“屈原像为人物画中最下功夫者也”。因“傅氏对楚辞研究多年，对屈原抱石投江之举感慨万分，屈原之人格精神为中国士人之最高代表。”因而作此图“其用心可谓深矣”。

傅氏早期的屈子像，借着历史悲剧的重述，抒发他对当权者的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向人们诉说着精神贵族式的优雅传统和深邃细腻的文化品格，以爱国主义精神为主。1942年7月首帧大幅《屈原像》绘制完成：沧浪之水，烟波浩渺，屈原长发披散，颜色憔悴，行走在散乱摇曳的芦荡中。郭沫若专为此幅作品题了长诗： “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三户可亡秦，奈何不奋起？” “中国决不亡，屈子芳无比。”诗作寓意深刻。

建国以后，1953年，傅抱石再次绘制了《屈子行吟图》（傅家藏），面庞清秀的屈原蓄发长髯，缓步行吟于泽畔，神情抑郁，但比较内敛，情绪上没有40年 代绘画的屈原般激动和悲愤。对屈原精神精彩的表述，人物面部刻画详尽生动，人物动态与神韵高度概括了屈原的人格特质，达到了传统人物画“传神”的高度。

傅抱石把绘画思想构成因素定为人品、学问和天才。人品是排第一的。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砒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傅抱石与屈原的“直行”、珍视内在美的特质十分相似。在这幅创作于1950年端午节前一日应制而作的《屈原》中，着重突出了屈原高洁的品质。

屈原的形象基本上由细如游丝但又疾涩的线形组成，这些线条与抱石皴法的对比构成了整幅图画。写意飞动的线痕变化传达了人物的动态与神韵，看似潦草荒率的“抱石皴”构写了波光粼粼的江面和杂草丛生的荒芜背景。傅抱石在衣纹手足和衣饰部分只勾勒其动势，不作明确的描绘，把全部精力放在头面上，尤其是眉眼上。其他的用笔皆是“抱石皴”。正是那些含混的、莫名的笔墨形式自然地随心流出，眉眼与头面的神采才更能凸显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整幅绘制于绢本之上，更可见其驾驭的难度。散锋成片连接成风中光影意味的浪花，加上日式的渲染法，傅抱石得心应手地描绘出苍茫悲凉的意境。“抱石皴”所拉出的空间感和层次感，使画面有温度和透气感。远处的“抱石皴”水波茫茫一片，拉开了与屈原的层次距离。撑满的画面充满了张力，具有镜头感和景深感。画面的色彩构成对构图的影响是含蓄的，光线和色彩避免了墨色的琐碎和不足，还增加了浓厚的意蕴。和谐的冷色调烘托出屈原悲愤的心境与不屈的气节，使画面弥漫浓重的大历史气氛。正如傅抱石的题款，这是“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焉”的慨叹。